当我得知自己在23岁时需要佩戴 助听器 ，内心充满了不安和疑惑。 助听器？在20多岁的时候？ 这听起来像是某种玩笑。我脑海中浮现出我奶奶的老朋友 贝尔莎（Bertha） 的形象——她的耳边总是固定着两个棕色的塑料盒子，显得十分笨重。
那时，我觉得佩戴助听器简直是往老年化的道路上走。我担心别人看到我耳朵里的这些奇怪的装置后，会立刻做出判断，可能会觉得我很可怜，甚至开始对我大声说话，像是在对待一个听不懂话的人。
为了安抚我的焦虑，我的 听力学专家 递给我一款 Oticon助听器 和一面小镜子。我把头发撩到耳后，调整镜子角度，看到那条细长的塑料管环绕在我苍白的耳廓上。
“挺低调的嘛，”我看着她说，微微对视。
接着，她开启了助听器。那一瞬间，仿佛突然之间，我的听觉世界变得清晰。就像多年来眼睛视力不佳，突然戴上眼镜后的体验。 我被这种清晰的语言震撼了。许久未听到的声音重新浮现：我穿上外套时，衣物轻轻的沙沙声；脚步踩在地毯上的沉闷声音。
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她还向我展示了一款推广用的 蓝牙遥控器 . 那是一款只有三英寸的设备，它让我直接通过助听器播放Spotify上的音乐，说实话，这样的功能真的很酷。
我喜欢那个感觉，就像自己拥有了一个秘密。或许别人能注意到我的助听器，但我能在没有线缆的情况下向耳朵里传输音乐的事实，却只有我自己知道。这种小小的“超能力”让我感觉无比自在。
我最终决定购买这款 Oticon助听器 .
重新定义“超能力”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将这些“半机械”功能视作一种正面的体验。在上下班的路上，我常常陶醉在看似无耳机的沉浸式世界中，最新的 “Børns” 音乐在我耳边萦绕。我没有戴耳机，但我的世界依然充满节奏，仿佛自己拥有某种超能力。
早在 苹果AirPods 和蓝牙耳机让无线音乐变得家喻户晓之前，这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先知，独步潮流。我开始把助听器像饰品一样存放在珠宝盒里，每次戴上它们时，就像在搭配我其他的耳环。
无线流媒体播放的加持，让我的配饰不再仅仅是医疗器械，它们变得像是高科技珠宝。我甚至可以不拿出 iPhone 就接听电话，甚至在不用遥控器的情况下播放电视音频。
不久后，我开始拿我的新配件开玩笑。有一次周末，我和男朋友一起去他父母家吃早午餐。我一进门就跟他们开玩笑地说：“如果我没答应你们的问候，不是我故意不理你们，而是因为我的助听器电池快没电了。”
男友的爸爸哈哈大笑，看到他们的反应，我不禁也开始笑了。接受我的助听器，甚至能让它成为笑料的源泉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成为了打破禁忌的人——并且是一个幽默的人。
发现助听器的额外好处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助听器带来的好处不断积累。我开始享受在出差的飞机上，睡觉前把助听器的音量调到静音。无声的环境让我可以休息而不被小孩的哭声打扰，甚至连机长的广播我也不需要听。回到地面，走过施工现场时，按下一个按钮，就能让那些不友善的“口哨声”消失。
周末时，我可以将助听器留在珠宝盒里，去 纽约曼哈顿街头 体验几乎无声的步行，避免街头的喧嚣。我不再为自己的“听力缺陷”而焦虑，反而开始享受这种平静。
拥抱内心的不安
随着我对助听器的接受，我也开始察觉到曾经让我不安的原因。最初的自卑并非来自于我的听力问题，而是对“年龄歧视”的感知。
回想起贝尔莎，她的大助听器曾让我感到有些抵触，但现在想来，我意识到那是她极大的自信和勇气的象征。贝尔莎从未因佩戴大助听器而感到羞耻，她始终自信地佩戴它们，甚至以此为荣。与其取笑她，我应该向她学习，学会更自信地展示自己的“独特性”。
这不仅仅是年龄歧视的问题。那时我还不知道“能力歧视”这个词，但无意中，我早已接受了社会中普遍的观点——正常人是健全的，而残障人士则是“例外”。我曾认为，如果一个人需要停车在残障车位或者依赖轮椅，那么他们的身体一定有问题。直到我自己需要佩戴助听器时，才意识到，所谓的“问题”并不存在。
我开始意识到，自己对“身体缺陷”的担忧其实来源于社会对残障的刻板印象。年龄不等于尴尬，残障也不等于羞耻。我不再将年龄和缺陷与羞耻挂钩，而是将其视为身体的成熟和经历的一部分。
从自我接纳到自信
尽管我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作为聋人生活的复杂性，但我的听力损失教会了我，残障不仅仅伴随着负面标签，它背后也充满了丰富多样的情感。如今，我已经经历了自我接纳、无所畏惧，甚至为自己的助听器感到骄傲。
现在，我把我的助听器当作耳朵成熟的象征。当我在 纽约 这座繁忙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时，佩戴助听器让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个年轻的菜鸟，而是一个拥有成熟心态的人。
